明中叶锦衣卫职能的延展与本体变革(1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锦衣卫此前在人们心目中是威权、神秘甚至有些恐怖的形象。因为社会变化带给锦衣卫的“新”职能使其这一形象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甚至破坏。不过,对锦衣卫此前在人们心目中是威权、神秘甚至有些恐怖的形象。因为社会变化带给锦衣卫的“新”职能使其这一形象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甚至破坏。不过,对锦衣卫“伤害”最大的不是这些新任务,而是基于文武地位的逆转带来的有意无意的向士大夫集团靠拢。锦衣卫的最大特点是独立,历朝皇帝都非常重视让锦衣卫与其他群体特别是外朝文武大臣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这是其履行“体外监察”等职能的先决条件。尽管地位优越,权力广泛,但面对“承平日久,视武弁不啻奴隶”[36]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丙寅401的现实以及士大夫动辄“武夫”“武弁”等暗含褒贬的称呼,不可能对锦衣军校没有影响。但不论是生活情趣上的主动靠拢,还是私下里的交往、联姻,都会对锦衣卫的独立性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
如果说武宗及之前的皇帝对此还比较重视的话,嘉靖朝则是个转折点。长期主持锦衣卫事务的陆炳非常愿意和士大夫交往,“初事分宜父子,既而以其武举座师、吏部尚书李默被诬事,与分宜失欢”,后又“结徐华亭为婚姻”[19]卷五《忠诚伯》142,与前后两位内阁首辅都有密切往来。按理,嘉靖帝对此应严厉制止,但不知是对陆炳过于信任,还是对自己的道术治国本领充满自信,抑或兼而有之,总之,嘉靖帝对此置若罔闻,没有丝毫表示。嘉靖帝的态度预示着锦衣卫制度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更大的变化。
明初的五十余年总体上是一个相对严苛的单一社会,政治领域以高压为主,专制色彩浓重,经济形态、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甚至文学风格都相对单一。大致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与前代迥异,带有一定质变色彩的变化。政治领域的严酷气氛基本化解,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快车道,社会财富加速积累,明初朱元璋君臣创立的那套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制度因此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应,急需进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新。锦衣卫制度作为大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原本既具有“博官”的属性,职能广泛,且没有清晰的边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亦开始出现缓慢的调整。考察锦衣卫职能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明朝决策层对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因应。本文即从这一视角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中叶三大变化与锦衣卫的“错乱”职责
从总体上看,明中叶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商贸活动频繁。但明朝政府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财政收入反而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按照洪武君臣的设计,明廷的税收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地,但政府手中的土地却在不断“流失”。据嘉靖八年詹事霍韬奏报:“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对此,霍韬等人不禁惊呼:“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1]卷一〇二,嘉靖八年六月癸酉2403-2404
明廷无力从商业繁荣中获利,一方面源于朱元璋祖制不可变的僵化规定,无法修改税收法则,一方面源于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无能。传统儒家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2]季氏195,“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里仁42,不屑于研究理财。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也对理财持反对态度。洪武十九年三月,他曾晓谕户部官员:
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蠧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3]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2681-2682
在此观念影响下的士大夫群体尽管知道国家财政紧张,但拿不出办法,只好把太祖的“撙节用度”端出来,一味地强调节用。如天顺元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乔毅、左给事中尹旻等上言:“禁奢侈以节财用。谓财有限,用无穷。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僣拟王公,甚至伶人贱工俱越礼犯分,宜令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严禁之,犯者收问如律,仍罚米以赈贫民。”[4]卷二七七,天顺元年四月己酉条5917又如成化七年,光禄寺少卿陈钺借星变上言,建议“停不急以节财用。谓匠人倪忠等画佛雕像,食米岁费五百六十余石,工银岁费三千五百余两。况又多以技艺升官,乞俱裁罢”[5]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1903-1904。
文章来源:《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网址: http://www.ckyaqgcxb.cn/qikandaodu/2021/0505/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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