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锦衣卫职能的延展与本体变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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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靖三十五年,户部又奏准新的开纳办法,其中包括“锦衣卫官以事调京卫差操,愿赎罪者,指挥银二百四十两,千户、卫镇抚二百两,百户、所镇抚一百嘉靖三十五年,户部又奏准新的开纳办法,其中包括“锦衣卫官以事调京卫差操,愿赎罪者,指挥银二百四十两,千户、卫镇抚二百两,百户、所镇抚一百六十两;离京千里外者,各递加四十两;二千里外,各递加八十两;三千里外,各递加一百二十两;四千里外,各递加一百六十两;五千里外,各递加二百两,纳完回原卫,候管事”[1]卷四四二,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癸丑7569。锦衣卫官兵因违纪被调卫者可以减轻处罚但严禁回卫任职是维护锦衣卫官兵整体军事素质的一项基本制度,现在居然也被拿来开纳,可见大工的消耗已经压得户部接近极限。
陈岳依据的大工开纳事例在《实录》中没有记载,但从此前的开纳事例推断,纳银授予实职是完全可能的,兵部拟任其为署都指挥佥事,管南镇抚司事未必是违规的。和此前相比,2 300两的价码又降低了很多,足见明廷对银子的渴求程度。科道指责兵部拟职不当,嘉靖帝顺势取消陈岳实职,改为带俸,估计又是在施展道术治国的本领。
不论是开矿还是捐纳,都是皇室在放弃直接占有土地之后的敛财替代方法。锦衣卫参与其中,既是职能的客观扩展,也是明初“差遣干办”[3]卷一二四,洪武十二年四月戊午1990这一带有包袱性的制度设计的“合法”应用。这种合法应用还体现在侦缉对象的拓展上。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抓捕违反礼仪、服饰制度人员和私铸铜钱者外,另有一个群体也在明中叶成为锦衣卫缉事人员的打击目标,这就是山人。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科举名额有限和读书人口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对仕途矢志不渝者开始寻找捷径,试图利用卫籍等方面的制度漏洞,移民到名额较多的京师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边疆地区参加科考,致使甄别“冒籍”成为主考部门的一大难题。另外一部分儒生甚至部分生员、举人则放弃进一步科考,改着山人服,游走于大江南北。这些山人之中的才华出众者要么出没于王府、世家,靠文才换取经济利益,要么上蹿下跳,力求进入某位大员的幕府,间接入仕。前者以诗文见长,甚至能引领文坛一时风骚,后者以智谋立身,有时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嘉靖倭寇泛滥时,胡宗宪幕府中的徐文长、王寅、郑若曾等,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冯仲缨、金相等人,半途而废的沈惟敬也属于这类山人。
四处游走的山人群体固然可以在某些时候为国家效力,大部分时段扮演的却是搅局者或渔利者形象,“托迹山人,影借权贵,诈骗财物”[17]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辛丑4530-4531。如万历初的徐爵,“粗能文艺,以罪遣戍,寻逃伍入京,素娴刀笔,遂入大珰冯保幕,为洗罪籍,积官至锦衣都指挥同知,理南镇抚司”[19]卷二十七《谈相徐爵遇神人》702,“其人善笔札,又习城旦家言,凡上手敕优奖江陵公者,皆出其手,世所称樵野先生是也”[19]卷二十一《儒臣校尉》539,张居正对他也要“曲意礼接之,声势震远近”[19]卷二十七《谈相徐爵遇神人》702,冯保失势后,徐爵才结束高光时刻,囚死狱中。
对这些试图曲线进入政坛的山人,明廷很早就将其列入打击范围。万历十七年三月,巡城御史陈汴上疏请求驱逐山人、游客,“有旨:下锦衣卫捕逮,法司究罪。”[17]卷二〇九,万历十七年三月辛未3925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主持援朝抗倭大局的总督邢玠亦陈请“有兵将造谤及山人、墨客、星相、罢闲诸人求书引用,糜费钱粮者,乞严行禁缉”,得旨:“游客诸人,假托谈兵,惑乱军事,在京者,厂卫、巡城缉拿;在外者,各该御史及管关主事访察,不许潜踪出入。”[17]卷三一〇,万历二十五年五月甲寅5802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万历帝在上谕中再次强调:“今后敢有恣肆怠玩及借称山人、墨客、医卜、星术、变诈之徒,妄言乱政,摇惑人心的,着厂卫城捕缉事衙门不时访拿具奏,必罪不宥。都察院还行与各省直抚按官严行访拿究治。仍晓谕官员军民人等知悉。”[17]卷三二二,万历二十六年五月辛丑5987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因册立太子,皇帝下恩诏大赦天下,诏书中又带上山人、游客。
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扇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陵夷,甚为政蠹。今后缉事衙门,不时驱逐访拿。若赃证的确者,照奇功事例升赏。[17]卷三六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6803—6804
文章来源:《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网址: http://www.ckyaqgcxb.cn/qikandaodu/2021/0505/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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